西藏民族大学已经走过了六十年的风雨历程，其中的后四十年，伴随祖国的改革开放，学校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由衷地为母校的发展进步点赞，也为曾经是民大的学生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我作为国家恢复高考后第一批参加全国统考入校的政治系理论班学员之一，有幸从1978年10月到1982年7月在这里度过了难以忘怀的四年本科生涯。可以说，这四年，是我人生中重要的一段经历，成为难以忘却的永恒记忆，内心充满了对母校无法割舍的情怀。在这里，我们不但学到了知识，见证了学校的变化发展，更重要的是，这里成为我们人生新的起点和重要的里程碑，助力我们为国家改革开放和祖国的发展进步添砖加瓦。

1978年10月15日，我们来到西藏民族大学（当时是西藏民族学院）政治系报到。来以后才知道，政治系是刚从学校的干训部分离出来新成立的一个系，我们理论班是该系第一个本科班（与我们同时入校的还有一个班，先上一年预科，后转入79级政治系本科班），也是当时系里唯一的一个本科班。我们班一共39名同学，由于特殊的环境、特殊的经历、特殊的时间参加的特殊的考试，班里的同学个人经历迥异，年龄差别较大。有的已经参加工作多年，而有的刚刚迈出中学校门；年龄最大的已近而立之年，结了婚，有了孩子；年龄小的还不满18岁。据统计，我们全班39名同学中，31名男生，8名女生；37名汉族，2名藏族；33名有工作经历，6名刚走出校门；33名地方生，6名部队现役军人（其中陆军2名，空军1名，武警3名），构成了当时校园内一道特殊的景象。

为了保证我们本科理论班班的教学质量，学校集中了当时与政治专业有关最强的师资力量给我们授课，学校高光耀、张元坤、顾祖成、彭英全、徐鹏振、白自东、乔根锁、牛治富等老师承担了我们班的教学任务。为了适应教学内容的深化和细化，学校又和陕西省教育厅联系，利用西安地区高等教育教学资源相对集中和丰富的特点，短期聘请位于咸阳市的西北轻工业学院（现陕西科技大学）、陕西中医学院（现陕西中医药大学）老师给我们授课。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中央对西藏的加大投入，中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组织高校教师对口支援西藏，帮助西藏提高学术水平，缓解师资力量不足的困难，我们也有幸成为第一批受益者。从1980年上半年开始，西北大学的黄继农副教授、陕西师范大学的杨文极讲师（现为教授）、黑龙江大学的刘文库讲师等陆续来到学校承担了政治经济学、中国哲学史、欧洲哲学史的教学任务。援藏老师的到来，给教学带来了新的活力，同时也打开了大学教育的思路。我们学习后期，学校在我们班组织了内部学术交流，让同学就学术观点公开进行交锋，启发大家思路，鼓励学生撰写论文参加西北五省哲学研讨会等，拓展学生的思维，这些举措都极大地提高了同学的学习积极性，班里学习氛围十分浓厚，讨论时大家争相发言，与老师争论也是互不相让。为了完成学业，许多同学整天呆在教室或阅览室，班里几乎没有请假旷课的。我们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顺利完成了四年的本科学习任务。多年以后，曾经授课的老师还在讲，这个班印象深刻，学生思维活跃，知识面广，敢于争论，有自己独立的见解。

由于十年浩劫的影响，当时国家经济条件有限，学校的学习生活条件十分简陋，但学校为了办好这个本科班，还是下了不少功夫，想了不少办法。刚入校时，我们班和干训部的学员都住在同一栋楼的一层，4人或5人一个房间，个别同学睡上下铺，为了创造好的学习环境，不久学校将本科学生统一调整到了三层，干训部的学员调整到了二层，女同学也单独调整到了独立的一栋楼，后来又将干训部的学员调整到了另外一栋楼，每个房间不超过4个人，消除了上下铺。当时学校刚把3号教学楼进行了粉刷维修，就把我们安排在4层中间靠南的教室，光线很好；学校的图书馆暂时不具备开放条件，学校就两次将阅览室扩大，尽可能多地订一些报刊、杂志，以满足学生的需求。由于国家决定恢复高考到招生，时间太短，再加上学校是第一次开办政治理论班，一些准备工作也不完全到位，我记得，刚入校时《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文写作》都没有按时拿到配套教材，学校就利用铅字打印机、新购的印刷式复印机打印（印刷）教材后供我们使用，配套教材到以后才恢复正常。当时盛科生、杨玉久、任万海和我等几个同学，还利用系里的油印机刻印了《西藏政教史》以及电大教材《英语》等供大家学习，后来又陆续刻印了一些教学参考资料发给同学，一直坚持到毕业的前一学期，也算配合学校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1980年2月，国务院通过了新的《国家学位条例》决定从1981年起开始实施三级学位制，当时的民院成为第一批学士授予院校之一，政治系理论班成为学校第一个被授予学士学位班级，我们也成为学校第一次被授予哲学学士学位的学生。当时学校对此十分重视，提前对学生的成绩进行了汇总，授予学位的名单初步确定后，又在办公楼前的橱窗进行了公示，保证了学位授予的严肃认真。遗憾的是，当时没有学士服，所以每个人也没留下照片。

学校不但在保证教学质量上下功夫，对我们学生在政治上十分关心。政治系成立了党总支和团总支，各班选举产生了党支部和团支部，经常组织党团活动，搞教育，讲党课，组织义务劳动。为了鼓励学生在政治上进步，在学生中开展发展党员工作，学校从我们第三学年开始，先后三批吸收8名优秀学生加入中国共产党。我于1981年7月1日有幸成为班里第一批新党员，翻开了自己政治生涯新的一页。

当时学校和系里对学生的教育抓得很紧，校内活动组织也不少，业余生活丰富多彩，我们班同学参加了学校运动会、诗歌朗诵会、话剧演出、书法展等活动，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学校的各类组织很健全，我们班周祥林同学被选为院学生会主席，我作为政治系团总支副书记和理论班团支部书记，被选为院团委常委。1980年5月，我作为学生代表和洛桑江村老师（时任院团委书记，后任西藏自治区政府主席、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预科的一位藏族老师到拉萨参加了共青团西藏自治区第三次代表大会。

经过老师认真教育培养和学生自己的刻苦努力，我们班的学生无论学业上还是政治思想上，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1982年7月毕业时，除8名同学留校，1名同学因特殊情况在内地安排外，其余30名同学都愉快地返回了西藏。到西藏后，无论身处党政机关，还是工作在院校、研究单位，无论在拉萨，还是在各地区和县区，都发挥了骨干作用，为母校争了光。我作为一名来自西藏空军部队的一名战士，毕业后主动要求回到了原部队，此后因工作需要又调到成都军区空军政治部、空军政治部、空军装备部工作，后来担任某研究所政治部主任，直接参与了1987年中印边境作战准备行动，引进俄制装备相关政策研究，空降兵部队改制以及驻香港航空兵部队组建等工作。2002年被中央军委授予空军大校军衔。先后5次荣立三等功，并被空军政治部评为“勤政廉洁优秀师团干部”。这些成绩的取得，与西藏民族大学4年的扎实学习，与老师的辛勤教育培养是分不开的。

“珍惜同窗真情在，重聚民院厚意存”。2016年7月，我们全班39名同学中的26名同学又回到了母校。在师生座谈会上，学生代表向老师敬献了哈达，赠送了纪念品，在场学生全体起立向老师鞠躬致敬，时任副班长任本禄代表全班学生发了言，表达了对学校、对老师的感激之情。王延年（时任政治系党总支书记）郭凤梅（时任班主任）和杨文极、张元坤、顾祖成老师分别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们虽已耄耋，但个个思维清晰，表达准确，尤其对38年前我们班的学习情况记忆犹新，如数家珍，使在座的学生深受感动。时隔38年，我们也亲眼见证了学校翻天覆地的变化，学院提升为大学，过去的政治系也扩建成马克思主义学院，还看到了新的教学楼，新的图书馆，新的办公楼，新的体育场和新的宿舍楼，在学校领导和马克思主义学院领导的热情关心下，还参观了西藏文物珍藏馆和校史馆，我们真为改革开放40年来学校的巨大变化而高兴。

四年的民大学习生活经历已成为我们永恒的记忆。

我们衷心祝愿母校越办越好，为国家，为西藏培养更多更好的人才！

【作者简介】杨耀，汉族，1957年1月出生，中共党员，哲学学士，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空军大校军衔。1976年12月入伍在西藏空军某场站服役，1978年10月入西藏民族学院政治系理论班学习。在校期间担任院团委常委、系团总支副书记、班团支部书记。大学毕业后先后在驻西藏空军、成都军区空军、空军机关和空军某研究所任职。在民院学习期间，被评为院“新长征突击手”等，在部队先后荣立三等功5次，被空军政治部评为“勤政廉洁优秀师团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