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8月27日，我出生在陕西省大荔县。幼时家境贫寒，上学读书困难。后蒙党和政府关怀、扶助，得以继续上学读书。1956年8月，我考入大荔师范学校。经过三年的学习后，1959年毕业分配到大荔五中，除了担任两个班，120名学生的语文课教学以外，还担任少先队中队辅导员。
不久的一天，校长约我谈话，询问我：是否知道在西安还是咸阳，有一所学校叫西藏公学，是为西藏培养高级汉藏翻译人才的，组织上有意让你去该校学习。
后来，大约是10月11日，校长通知我去县教育局等待消息。县教育局的同志什么话也没有说，只是让我去找大荔师范学校的师恒镜校长。师校长详细说明原委，征求我的意见。我说，我这个人脑子反应慢，不想再上学了。师校长说，咱们这里挑来挑去，觉得你是最合适的人选。师校长这句话的含义，不太清楚。但我在揣测，西藏是祖国的边疆，凡要去边疆工作之人，必须根正苗红，忠实可靠。可能是我完全符合这个条件，才选定了我吧！最终，我还是同意去西藏公学学习藏语文。这是我一生的一个很大的转折点，从此，我与藏语文教学和藏学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与西藏民族教育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与西藏革命和建设结下了不解之缘。
1959年10月14日，我来到西藏公学。那时候，交通极不方便。我从大荔早早坐上汽车（卡车）来到渭南。等了大半天，才再坐上火车来到西安。到达通知上说的李家村西藏驻西安办事处时，天色已晚。记得西安办事处的一名同志对我说：“这个同志呀，人家已经上课两个月了，你咋现在才来？”我没有吭声，但心里想，县教育局说不要着急，而我特别着急，自己赶来了。
第二天（即10月14日），我来到西藏公学，情况正如西安办事处同志所说，藏语拼音早已经学完，口语也学了像求是杂志大小的开本、厚厚的两本。教材课本是刻写蜡版油印的，纸张黑而且粗糙，质量不如现在的卫生纸。我们那一批同学一共300人。如果从地域说，来自四川省的200人，来自河北、河南、陕西三省的100人。如果从成分说，一部分是高中毕业，一部分是师范毕业（其中相当数量已经走上中小学教师岗位，我就属于这种情况）高中毕业生和师范生混合编班，共三个行政班，六个教学班。班级建制类似部队连队，班主任就像连长或指导员，教师（比如藏语文教师）随班，犹如连队文化教员。我们最初归属四部管辖，后改一部管辖。一行政班的两个教学班中，一个是程度最高的（我在该班），另一个是程度最低的。二、三行政班各两个教学班（共四个），属于中等程度。但这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动态的。
当时采取了一种做法，我觉得很有成效，那就是学习一段时间（比如一个月）考一次试，优胜劣汰，成绩好的升班（升到程度高的教学班），成绩差的降班（降到程度低的教学班）。这种做法造成了你追我赶，积极向上的学习氛围，同学们的劲头更足，学到的知识、技能更扎实。以藏语口语为例，学了一年左右，不比其他藏语班三、四年级的学生差。那时，同学们自己还搞了一套促进学习的措施，一是进出教室、宿舍门，或者在饭桌上，都有人监督你说出几个藏语词汇或者几句话；二是以小组或班级为单位，用学过的藏语编排、表演节目；三是周六广场看电影时，找藏族同学学藏话。后来在工作中，之所以能够说一口流利的藏语，有些词汇可以不查辞典就能写出，应该归功于这些措施。
藏语是一种拼音文字，基础一定要打好。通常情况下，拼音部分要学习60课时。我们初到西藏公学的情况是每学期集中劳动74天，每周有半天时间劳动锻炼。我是300人中最后一个到达学校的，虽情况特殊，但也要参加劳动，因此，补课时间、机会很少。某周半天劳动时间，班主任说，今天你不要去劳动了，让老师给你补课，我才能去听老师补课。就这样，藏语拼音我只学了20个课时左右。接着，就进入口语学习阶段。我这一辈子，没有学过外语，但是有幸学习藏语，从其实践过程和结果来看，确实有些天赋，是个学习语言的料。口语、文字功夫还算过硬，口译、笔译也还能拿得下。那学期结束时，进行期末考试，给我定了一个特殊政策——考得好了算成绩，考得不好了不算成绩。结果，我考了98分。还被评为“五好学生”，颁发了盖有校长张国华印章的奖状。
我在西藏公学学习期间，我们一部藏文专修班（指我们300个汉族学生）的课程很简单——政治和藏语文，每周各10多个课时。后来，大概觉得我们的汉语文程度需要提高，便增加了汉语和文学课。在藏语文课中，我记得当时选了藏族寓言小说《猴鸟的故事》来学，先由一位汉族老师来讲，后来一部副主任诺杰（藏族）也讲。
1961年12月初，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前身）开办第二个藏文研究班，西藏公学保送我和申新泰（陕西华县人，已故）、唐朝攀（四川省金堂县人，现况不详）三人前去该班深造藏文。藏文研究班共举办了两期，前者叫60级，后者即我们班，叫61级。据老师讲，这两个藏文研究班是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开办的，其培养目标是培养翻译、整理藏文资料的人才。60级藏文研究班共24人，有藏族有汉族，有男有女，例如：原西藏民族学院副院长泽建忠，校友拉巴平措（藏族，曾任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原总干事）。我们班，即61级藏文研究班，共12人。其中五名汉族学生，包括我们西藏公学选派的三个学生，还有中央民院藏语班毕业的罗俊哲、王绛珠。另外七名同学是藏族——杜泰，青海藏族，曾任西藏广播电视厅厅长。维色，青海藏族。安世兴，甘肃藏族。赤列多吉，曾任《西藏研究》主编。拉巴次仁，曾在北京民族出版社工作多年，后来在西藏人民出版社工作。其美多吉，曾在西藏农委工作。强巴遵追，曾在拉萨市法院工作。我们刚达中央民院以后，学校还对我们西藏公学选派的三名同学进行了摸底考试，恰巧考的是《猴鸟的故事》，考试采用5分制，我和申新泰得了5分，唐朝攀得了4分。于道泉教授在约见我们时，特别满意，大加称赞。
藏文研究班的课程设置有藏文文法、藏族文学史、文学名著选、藏族史、藏族历史名著选、宗教名著选、翻译等，几乎涉及到藏族文化的各个方面。授课老师最主要的是藏族著名学者东嘎·洛桑赤列，他是一等格西（格西是佛学学位，分为四等，一等是最高等级），知识渊博，文史哲皆通，给我们讲授过《诗境论》。于道泉是名扬中外的著名藏学家，“他通晓汉、藏、满、蒙和英、法、梵、德、俄、日、土耳其、世界语等十多种语言文字，堪称语言奇才”（据《于道泉教授生平》）。其主要功绩是为我国培养了一大批藏学研究人才。他曾经为我们讲授过《唯识》（《唯识》是宗教哲学）。其他老师给我们讲课的情形，记得起的有：张克强讲授《印度佛教史》，韩镜清讲授《藏文文法》，王辅仁讲授《藏族史》，佟锦华讲授《藏族文学史》，洛桑群觉讲授《西藏王臣史》等等。除此之外，还请北京有关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佛教协会的教授、学者、法师，开设专题讲座。任继愈、王森、李有义、傅师仲、法尊法师、观空法师都为我们开设过专题讲座，时间有长有短，内容丰富多彩。仅就回忆所及，列举一、二人的讲座情况。傅师仲，时任西藏公学藏文系藏文教研室主任，曾在西藏工作过，藏语藏文过硬，熟悉西藏历史、社会。他给我们讲了翻译田汉编写的剧本《文成公主》的情形，我曾有一本傅师仲翻译的剧本《文成公主》，也看过西藏话剧团根据他翻译的剧本进行的藏语演出，得出的看法是只有傅师仲才能翻译好《文成公主》。佛教协会的法尊法师，河南人氏，一等格西。他有眼疾，由一个徒弟陪同，给我们讲藏传佛教前弘期和后弘期，讲稿都不带，可时间、地点、人物、情节，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一丝不苟。
三年藏文研究班的学习，使我们获得了有关藏族的语言、文字、历史、文学、宗教诸多方面的知识，为后来从事藏语文教学和藏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最后，通过考试和论文答辩毕业，获得研究生学历。60级和61级两个藏文研究班的毕业生是我国最早的一批藏文研究生，他们在藏语文教学、藏学研究、传播藏族文化等方面，起了骨干作用，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1964年是建国十五周年，各省、市、自治区少数民族参观团来京参加庆祝活动，民委负责接待工作。我是接待人员之一，主管四川和山东两个参观团。接待人员陪同参观团参加的活动主要有：游览故宫、八达岭长城；参加陈毅副总理在宴会厅举办的国庆酒会；在天安门观礼台西五台观礼；10月15日，毛主席同党和国家其他领导同志接见来京参加建国十五周年庆祝活动的少数民族参观团及少数民族青年学习参观团合影（我有幸参加了该活动，至今还保存着该合影，）；在人民大会堂观看舞蹈史诗《东方红》等。接待工作进行了大约一个月。虽然我累病了，但是，心情愉快，觉得这一个月过得很有意义。
1964年11月，我被分配到西藏公学工作。先后供职单位为藏文系、语文系、民族研究所。曾任教研室主任、民族研究所副所长、学院学士评审委员会委员、学术委员会委员、社科联副主席、《西藏民族学院学报》藏文译审。也曾经担任中国青藏高原研究会、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会、西藏藏学研究会理事，《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丛书》和《藏学研究论从》编委。
我毕生从事藏语文教学和藏学研究。
教学方面，主管藏语文教学，参与学院藏语文专业的课程设置、计划制定的讨论和文件起草工作。编写和审校了《医疗常用藏语》《汉藏翻译初稿》等教材。讲授《基础藏语》《现代藏文文选》《藏族作家作品选》《汉藏翻译》等课程。主持开办多期藏语文培训班，参加培训班的既有教师、硕士生、博士生，也有干部、职工，为校内外培养了数十名藏语文人才。
藏文系1964年首召一、二两个班汉族学生，1965年又招了三、四两个班。那时我任二班藏文老师。一、二班于1965年进藏实习，实际上是参加三教（内地叫社教）工作。后来，学生分配在西藏工作。
1967年，有十来个藏汉族师生（学生只一两个）自发成立小组，翻译《毛主席诗词》。我为第一组长，泽建忠、文国根及一位藏族学生也是组长。请了胡秉之做汉文顾问，讲解、释难。大家各抒己见，各显其能，认真琢磨，反复推敲，将三十多首诗词译成藏文，印刷两千多册，在西藏等地散发、传播，做了一件有益的事情。我们翻译《毛主席诗词》早于民族出版社，翻译质量经得起考验，各界反映良好。
文革后的一段时间，语文系（即前藏文系）聚集了老中青三、四十位藏文教师，师资队伍相当强，专业培养目标、计划、课程设置等也做过研究。然而，1983年，种种原因所致，藏文专业被撤并归西藏大学。西藏民院因此失去了一个标志性特色，实在可惜。
科研方面，以西藏古代科技史和藏传佛教噶举派为主攻方向，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一是在《中国藏学》《中国西藏》《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中国民族医药杂志》《藏学研究论从》《西藏民族学院学报》等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含少量译述、译文）。例如《西藏封建农奴制社会科技述要》，先在1991年北京国际藏学讨论会上做大会交流。后全文刊登在《中国藏学》1992年特刊；同时，该论文的提要被分别收入学术讨论会编辑的汉、藏、英三种文本的论文提要集。另外，《中国藏学》1991年第四期首篇文章《1991年北京国际藏学讨论会综述》对该论文做了专段评价；《中国藏学》1993年第一期“1992年主要论文索引”收了该论文；《中国藏学》1993年第三期廖家生的文章，参考、引用了该论文。又如《噶举派高僧对藏族文化的贡献》，发表在《中国西藏》1990年秋季号，署名洛桑念扎，该名也在《西藏民族学院学报》上用过。洛桑念扎是我的藏名，说起它，还有一个有趣的小故事。事情的来龙去脉还要追溯到在中央民院藏文研究班学习那段经历。有一天，藏族老师洛桑群觉为我们西藏公学来的三个学生辅导《西藏王臣史》。休息时，我们请老师给我们三个取个藏文名字。按照藏族习惯，通常让活佛取名，都要带上取名者名字的成分。遵循此理，老师给我取名洛桑念扎，给申新泰取名洛桑达杰，给唐朝攀取的是什么名字不记得了。二是主编或者参编、参译并出版专著、辞书、译著多部。1999年7月，在我行将退休之前，由我主编的专著《西藏古代科技简史》出版。该专著突出特点有二：一是首次全面、完整而系统地介绍了西藏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及其所取得成就。二是由于编著者早年专攻藏文，熟谙汉藏互译，所用资料中相当部分出自藏文典籍，弥足珍贵。专家、学者给予了很好的评价。2006年4月，该专著第二次印刷再版，本人应约写了“再版后记”。其他专著有：①李迪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科学技术史丛书·通史卷》，藏族科技史部分系本人撰写。②《中国藏学现状调查》。③拉巴平措、陈庆英任总主编，张云任执行总主编的《西藏通史》。辞书有：①任继愈主编的《宗教大辞典》，藏传佛教噶举派词条由本人提列，本人也撰写了其中部分词条。②李剑平主编的《中国神话人物辞典》，本人撰写了藏族神话人物部分词条。译著有：①《西藏地震史料汇编》（两卷本），本人参与翻译了几十条地震史料（档案资料）。②《十搩手造像量度经》及《十搩手造像量度经疏》，收入《中国少数民族美学思想资料初编》。③《玛尔巴译师传》，本人主持译事，并亲译自书首诗起的四分之一。其余四分之三部分，依次由申新泰、文国根、张家秀各译三分之一。该传1989年出版，1997年，又以《藏密大师》形式再版。再其后，2017年2月，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又重印了《玛尔巴译师传》（书名《玛尔巴传》）。
西安有一个藏传佛教寺庙叫广仁寺，我曾去过两次。该寺曾有清朝皇帝御制碑。后来，可能受青海某寺庙授权，请曾在该寺当过喇嘛的森坚（我认为此名系法号，藏语译音，意为众生）作主持，拟议重修碑文，隆重举行法事活动。他们派人带草拟的碑文汉文稿来西藏民院，请民研所帮忙译成藏文。当时，我辞去了副所长，尚未退休。民研所安排两名藏族青年教师翻译。他俩弄好后，拿给我看。我觉得，一是因为碑文这种体例，二是因为碑文中有皇帝圣旨“……朕绥怀寰宇，顺导蒸黎之至意也欤”（据复印件“广仁寺”）不太好译。我查阅辞典，理解文意，揣摸遣词用语，终将皇帝圣旨等难译部分译了出来。清代大翻译家严复曾说过，“一词之立，旬月踟躇”，我深感的确如此。学校校训也是我翻译的。
西藏，我先后去过三次。第一次是1965年，与泽建忠同去。因为西藏自治区要正式成立，我们被分配到西藏日报社，会议召开期间，给记者当翻译，报道相关人和事。我当时给记者卢荣光当翻译。我和卢荣光报道的人和事有三件。第一件是报导先进人物龚达喜。龚达喜是上海崇明县人，1959年进藏，时任当雄县兽防站站长，在抗雪灾，救牛羊中贡献突出，卢荣光写了长篇报道文章“龚达喜——龚扎西”。后来，龚达喜曾任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就在那段时间，我学会了一些牧区藏语。第二件是报道一个业余文艺演出队在牧区演出的情况。这个演出队有10余人，来到海拔五千米左右的一个叫做“年喀”的牧场，用手电筒照明，为少于演出队人员的牧民表演节目。卢荣光写文章报道了这场演出的动人情景。第三件是报道西藏第一、二个人民公社成立的情况。第一个是堆龙德庆县的东嘎人民公社。我至今还保存着在该人民公社汉藏文对照的牌子前拍摄的照片。第二个是达孜县的邦堆人民公社。
恰巧，藏文系二班学生结束了一年的语言学习，有了一定的藏语文基础以后，按照教学计划，要进藏实习。我留藏与该班学生在三教二团实习。我和三个学生分在拉萨市近郊张热乡工作队。我任张热村工作组长，历时七、八个月，与藏族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向他们学习语言等，收获很大。当时的队长在藏历年交给我一项特殊的工作任务，就是组织业余宣传队排练演出节目，让我印象深刻是打酥油茶的场景。因为我的藏语比较好，蔡长寿副队长与老乡曾争论我是什么地方的藏族同志。我们还在张热乡栽种了400颗苹果树，一直想去看看那片苹果林，但都错过了。到1966年7月回校，共在藏一年多。
第二次是1975年，汉、藏语文两个班的藏汉学生、语文系部分教职工，共120人左右，赴藏开门办学。前半年在那曲地区聂荣、安多两县，分4个分队。主要以工作队形式出现（有地方干部参与），通过办人民公社、培训教师等活动，实施开门办学。师生经受了艰苦环境的锻炼，有一定的收获。我先在三分队呆了一段时间，该队有预科的十个藏族，队长叫我给他们教牧区话，我按要求完成了任务。之后，我任二分队队长，带领师生32人，前半年在安多县，后半年在达孜县。师生共同努力，分队工作搞得很不错。
第三次是1986年，先是参加拉萨藏学学术讨论会，后在拉萨、山南、日喀则等地，考察噶举派寺庙。历时三个月左右。
1987年，学院开展专业技术职称评聘。第一聘评了7名副教授，民研所有4名。第一聘评了7名正教授，民研所有3名，即彭英全、申新泰和我。在西藏评委会专家评审申新泰和我那一批的时候，突然提高了标准。但我们两个还是凭借过硬实力（教学工作质量和科研成果及水平），顺利通过了评审。据同样是西藏评委会专家的于乃昌事后告诉我，在评议申新泰和我的时候，我们的老师东嘎·洛桑赤列发言说，他们两个是我的学生，申报材料我详细看过，条件完全够得上评为教授。我还要说的一句话是他们两个要比我强。我只懂藏语文，而他们两个既懂藏文，又懂汉语文。于乃昌感叹东嘎老师说的话有趣，实在，够水平。
1999年，按照有关规定，准时退休。退休生活相当充实、丰富、多彩。参加老教授协会，评文论教。参加夕阳红艺术团，击乐唱歌。参加门球协会，锻炼身体。另外，还做了一些有益于学院改革、发展的事。一方面，为学院教学和科研建言献策。比如，学院决定恢复民研所（现民研院前身。一度撤销）时，召开座谈会。我应约参加，根据我任副所长期间的许多做法和体会，我讲了十多条建议。大家戏称我讲的建议是“纲领性文件”，说明可能有不小的参考价值吧！另一方面，给校内外研究生讲授藏语文课。校外主要是西北大学的研究生。校内是专门史硕士研究生，从07到12，共六个班次，约百名学生。课程总名叫“藏文文献导读”，分藏文文学名著选和藏文宗教名著选两门课讲授，具体地说，前者选定的是《米拉日巴传》，后者选定的是《土观宗派源流》一书中塔波噶举派部分。2012年和2018年，给文学院部分教师讲授《藏语拼音》和《米拉日巴传》对学生来说，该课跨度大，相当难。我坚持重质量不重数量的原则，不断改进讲授方法。效果还不错，目的达到了。
我从1959年至今（2018年），在西藏公学、西藏民族学院、西藏民族大学学习、工作、生活了五十多年，近六十年，可谓以藏为生，以藏为荣，乐于奉献，无怨无悔。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西藏，珍惜、维护民族团结。堂堂正正做人，勤勤恳恳做事。严格执教，严谨治学，为学院藏语文教学和藏学研究，为西藏民族教育事业，为西藏革命和建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我们这一代人传承，发扬老西藏精神，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我的女儿、女婿、儿子、儿媳，分别在西藏邮政、国安、农行系统和西藏民大工作，为西藏革命和建设，做出了他们应有的贡献。
【作者简介】张天锁，中共党员，藏文研究生，教授，藏学研究专家。毕生从事藏语文教学和藏学研究工作。编写、审教教材多种。给本科生、硕士生讲授《汉藏翻译》、《藏文文献导读》（如《米拉日巴传》）等课程多门。发表论文数十篇，主编、主译或参编、参译，《西藏古代科技简史》、《西藏通史》、《玛尔巴译师传》、《宗教大辞典》等专著、译著、辞书十余部。曾任民族研究所副所长、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和拉萨藏学研究会、青藏高原研究会、中国少数民族科学技术史研究会理事，及《藏学研究论丛》、《中国少数民族科学技术史丛书》编委。为学校藏语文教学、藏学研究，为西藏革命和建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一．工作简历
1964年，中央民族学院（近中央民族大学前身）61级藏文研究班毕业后，分配到西藏公学工作，至1999年退休。供职单位依次为藏文系、语文系、民族研究所。1999年退休。
1972年10月23日加入中国共产党。
二．获奖情况
1．1959年、1960年两次被评为“五好学生”（在西藏公学学习藏语文期间）。
2．1976年、1977年两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3．1989年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
4．2010年荣获民族团结进步奖。
5．2011年荣获民族团结进步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