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75年3月，我高中毕业离开家到西藏“上山下乡”，从此，我走上社会参加工作，后来在其他城市定居了。

五十年，见与不见，父亲一生未改的皖北方言，总在我的耳边萦绕。

最后一次回西藏民族大学探望父亲是2023年12月的初冬。

那年的6月3日，是父亲90岁高寿。尽管老人家一再说不搞宴请祝生庆典，不要破费，我还是精心为他挑选了一个吉祥富贵花开荞麦枕和寓意平安喜乐的大红“爱幕牌”套装。

2024年8月8日，父亲因感染“新冠”入院，8月25日，病逝于西藏民族大学附属医院。父亲病危住院十余天，大脑意识一直是很清楚的。

记得那天晚上7点多钟，我从火车站赶到医院住院部，病房光线有点暗，我轻手轻脚地进去，和护工打招呼小声的说了一句话。父亲听见，孱弱地喊着我的乳名说：“小窝，你回来了，吃饭了没有？”。

8月21日上午，护士刚给他做完吸痰器的辅助治疗，为了分散病疼的注意力，我将手机贴近耳边给他播放《英雄赞歌》《微山湖》等音乐，听了一会儿，他弱弱地问我：“有《我的祖国》吗？”我愣了一下，“电影《上甘岭》的插曲吗”？

（二）

一转眼，又到了春暖花开的季节。

五十年前的3月5号，也是这样一个晴空万里、万里无云的天空。

父亲一大早起来，把我即将远赴拉萨“下乡知青”用的两床被絮和一件有补丁的棉大衣、几件杂物，小心翼翼装进他行军用过的马被套，用绳子捆了又捆。早饭后，推着两轮架子车，到咸阳老火车，还有一个他亲手改装的一个木头箱，一起交由货运站托运。

中午时分，我们三十多名高中毕业的“知青”登上了从咸阳开往西宁的绿皮硬座火车。

站台铃响起，火车头轰鸣启动，父亲突然想起什么，只见他慌忙从衣兜里掏出一个纸包，踮着脚从车窗外塞到我的手里。

“两个煮熟的鸡蛋”。

父亲跟着缓缓驶动的火车，小跑着和我们挥手再见。

哽咽，被车轮滚滚淹没，父亲的身影渐渐模糊看不见了。

五十年前的离别过去了。还是那个春天，还是那个车站，我送父亲一程吧。

（三）

父亲陈钦甫，1933年出生在安徽省濉溪县一个贫苦农民的家中，1947年，年仅14岁的他在河南省鹿邑县豫皖苏军区入伍参军，1950年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野战军第18军的一名文艺战士，跟随谭冠三政委、张国华军长解放大西南、进军西藏、解放西藏。

1957年春，原本去北京中央团校学习的父亲，经组织调令委派，从西藏林芝赴甘肃兰州筹建西藏团校，后来按照西藏工委要求，带领团校学生迁到陕西。从1957年开始，父亲供职于西藏第一所自己的大学直至离休。

父亲参加革命46年，亲历了西藏解放和西藏高等教育事业从无到有波澜壮阔的重大历史发展时期。

他的西藏人生，与祖国边疆的繁荣发展、边防的巩固和国家安全的伟大使命联系在一起，是光荣和有幸的。

父亲8月下旬病重住院期间，我翻阅了他撰写的《从豫皖苏到雪域高原——十八军老战士陈钦甫文集》（送审稿）。

手捧着厚厚的他用四年多时间的心血整理、打印、扫描、撰稿而成的三十余万字，记载学校早期发展历程的百余张珍藏老照片的样稿，我泪如雨下。

这是父亲85岁高龄，怀揣着对革命事业的高度责任心，倾注了所有的心力和脑力，伏案写作常达十小时以上的高负荷工作的成果。

父亲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供职于西藏民族大学教书育人35年，作为见证民院发展的元老之一，垂暮之年，他把学校“那年、那月、那人、那事”的历史，具体到年、月、日详尽陈述、标注，一五一十写进了他的“文集”。

在他生命弥留之际，为传承、研究校史沿革和发展，给党交了一份答卷。

（四）

2025年新年伊始的元月4号，父亲去世后的四个多月的一天上午，我接到父亲原西藏老部队发来的唁电和电话。为了完善和协助有关军史馆进藏老兵的书面档案资料的整理工作，我当即决定买票，回父亲的工作单位一趟！

元月5号，凌晨5点起床，乘动车从武汉到西安北站后，买了一张站票，晚上9点左右，摸黑到了咸阳火车站老站。

呼呼的北风，吹着霓虹灯下一闪一闪的灯牌，随着行色匆匆的人流，我来到了出站大厅广场，当年那个弱小陈旧的小火车站，如今身躯高大、灯火明亮、焕然一新了。睹物思人，百感交集。

“咸阳站”，是中国铁路“陇海线”上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火车站，很多特快和直快列车，从这里飞速疾驶而过。几十年来，这简陋的站台上，迎来送往了数以万千计的来自高原的汉、藏学生，它就像一条民族团结的纽带，把西藏和祖国内地的幸福连接起来。

半个多世纪的过往，我的眼前不断浮现着车站内、外锣鼓喧天、人流涌动、迎来送往的场面。

6号下午，临离开西藏民族大学校园，夕阳西下，我专门驱车登上高高的黄土塬高坡，站在一马平川的秦汉新校区远望：“风景这边独好，遍地英雄下夕烟”。

八百里秦川民院人，这片洒满一代青春的黄土地，你亲吻着祖国的气息和脉搏，那样清晰的走来。

父亲，五十年前的离别过去了。还是那个春天，还是那个车站，让我回来再送您一程吧。

（五）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西藏的民族教育和西藏第一所大学在内地办学，是没有任何经验可借鉴的，一张白纸，自己摸索、自己创业。

一批批二十刚出头，朝气蓬勃、热情似火的青年，响应党的号召和祖国的召唤，从进藏部队、西藏的党政机关、藏干校、教育部直属的师范院校、统战藏学研究机构等等，从天南海北、四面八方、各行各业汇聚关中平原，为培养西藏百万翻身农奴的子女，为边疆文化教育的繁荣发展，教书育人桃李满天下。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告别了自己的家乡父老，几十年如一日，扎根大西北，奉献青春和智慧，成就了西藏民族大学今天的辉煌。

建校初期的这些“民院人”，最能吃苦，最能奋斗、最有情怀！

1958年成立至今，风雨兼程办学67年，当年入校筹建的“元老”年长的有一百多岁了，年轻的也和父亲一样九十有余，大多已经远离我们而去了。

这中间不乏历经解放新中国、身经百战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挥员，首任校领导成员：白云峰、汤化陶、王静之、高启祥等。

他们是最早加入学校筹备组工作的解放军指挥员、退伍军人。退伍，军人的本色没有退，他们政治思想觉悟高、对西藏和藏族同胞有很深的感情，他们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顶着大西北的黄沙，舟车劳顿，奔波于青海、甘肃、陕西等地，为学校选址定位身先士卒，为办学方向几经易稿呈报中央，是劳苦功高最大的功臣，是学校党委领导的核心力量。

2023年以来，我的大学老师吴逢箴、于乃昌教授相继离开了我们。以他们为代表的教学生力军，五六十年代初入校的老师还有很多。

如：中央民族学院的范亚萍、王联芬，北京师范学院的陈恩渠、何其扬、鲁俭，上海华东师范学院的廖光耀、姚伯良，陕西师范学院的张正方，东北师范学院的李本慧、孙义泉、王恒富等。

还有我父亲的藏族朋友，归国藏胞扎西次仁，中央民族大学的体育老师索康晋美，预科的藏族班主任、辅导员强巴顿珠、娜珍夫妇，以及中国藏学研究专家付师仲等等。

他们儒雅俊俏、风度翩翩的气质，满腹经纶、知识渊博的教学能力和水平，深深地融入了一批又一批民大学子们的大学课堂。桃李不言，师恩浩荡。 

岁月不能回头，惋惜之余，我们更加怀念和崇敬为西藏高等教育鞠躬尽瘁的首批先驱者、开拓者和艰苦奋斗者。值得我们永远追忆和怀念。

（六）

青山处处埋忠骨，如今，建校初期的老一辈教职员工大都安息在这片他们为之奋斗的黄土高坡、渭河之滨。

他们的青春和热血、奉献和牺牲，谱写的是怎样的时代之歌？

是对党的民族教育事业无限热爱、忠诚的精神？

是百废待兴、百业待举的艰苦奋斗精神？

是四海为家、支援边疆的民族团结精神？

是对藏族学生亦师、亦友、亦父的大爱精神？

是无论艰难困苦、坚韧不拔、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归根结底，其精神内涵的本质是爱党、爱祖国、爱人民的精神！是“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团结、特别能奉献”的“老西藏精神”！

渭水之柳，

染绿了年复一年，

我们从五湖四海走来。

向日葵向着太阳歌唱，

簇拥在黄土高原。

几代民院人的梦想，

我们站在秦岭之巅，

喊山，

叫响了花海一片！

谨以此诗文，敬送远去的老一辈“民院人”。

他们的创业史将载入中国民族高校的发展历史！

他们的精神财富将世世代代永远流传！

父亲，还是那个春天，还是那个车站，从今往后，见与不见，您依然笑在人间。     

 
   （作者简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西藏民族大学语文系79级校友）